慈善组织在社会体制改革时期的任务，首当其冲的是通过自身的有效工作，让公众了解慈善事业可以帮助许许多多有需求的人，实现改变的愿望，进而公众信任并且愿意参与其中。那么，慈善组织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呢?

一个慈善组织的生命历程，通常都会经历三个阶段，即做事的阶段，把事做好的阶段，做正确事的阶段。

中国青基会1989年创立，最初的动因是筹措社会资金，开展青少年服务。于是有了希望工程的公益创意，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重返校园。后来通过运用“一对一”结对资助的方式，将千万捐助个人与受助孩子联系起来，将上万家企业与农村希望小学连接起来，这是做事的阶段。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如何发现需求，设立项目，找到资源，把事做起来。

第二个阶段最重要，也是最难的阶段。所谓把事做好的标准，会有多种理解，比如项目规模、持续时间、受众覆盖面、公开透明度，等等。我们也经常说，希望工程实施24年，资助了455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，援建了18000多所希望小学。这些经常被拿来说明公益项目成果的数字，确实重要，而且管理好项目并且形成品牌也绝非易事。但是，我们的服务对象因希望小学的建成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，却难以衡量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改变固有的认知，把事做好的目标不只是落实捐款，而应该把重点落在有效性上，即以成效为导向，通过有效的服务策略和方式，帮助服务对象向预期目标改变，使有限的公益资源得到善用。这是一个持续服务的过程，也是一个慈善组织要终身学习的过程。

第三个阶段做正确的事则更具挑战性，考验我们对社会环境的洞察，对公共政策的思考，以及对行动策略的选择。例如，经常有人问，在目前的教育政策环境下，希望小学还要建吗?经过实地调查，我们发现持续了10年之久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并不成功，带来的结果是，相当一部分农村孩子因无法解决“上学远，上学难，上学贵”的问题而重新辍学。所以我们重新选择了希望小学的策略，让农民的孩子在家门口上学，要优先关注小规模学校，把政府的资金拉回村小和教学点。调查中我们还看到，随着城镇化的进程，农村“386199”(即妇女、儿童、老人)的问题很多，没有对应的解决方案，现实中的很多地方，农村社区服务基本是空白。因此，希望小学还应是一个开放的平台，帮助打开农村学校封闭的大门，让民间的公益服务项目在地生根，帮助那里的孩子成长，帮助那里的人们改变生活。

上世纪80、90年代成立的基金会，都是运作型的公募基金会。经过二十多年的历练积累，其经济实力、运作管理经验、专业人才队伍，已经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成熟的阶段，在坚持“把事做好”的同时，都在理性地思考如何做正确的事情。

我们都知道，香港政府早有规定，每2—3万人口的社区须设立一个青少年中心，每2万人左右的社区设立一个老人社会服务机构，由政府资助，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申请承办。香港社联、青联等机构都承办了大量的社会服务工作，为有需要者提供有针对性、多样化的服务，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。今年二月，我到台湾农村，看到大量在地的中青年就业于社区服务的NPO，这些机构虽然单体规模不大，但植根社会底层，了解需求，服务成效明显。这些机构为数众多，足以构成台湾社区服务的主体。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多元跨界合作，很多服务机构有督导专家长期陪伴，可以向基金会申请资金，向政府申请委托项目，员工有机会到学校研究所参加专业培训。这些服务不仅帮助了有需要者，而且改善了社区环境，促进了社会融合。

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开始尝试去购买民间服务，连续两年预算2亿专项资金。虽然传递了社会管理改革的积极信号，但是由于缺乏社会服务总体规划和服务政策的制定，因此资金效益难以显现。

今天，当社会体制改革提上重要议程，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政府目标的时候，我特别期待一个崭新的社会服务体系出现，更期待能够扩大社会服务市场化、社会化的运作空间，释放民间力量，让慈善组织成为社会服务的生力军。

毫无疑问，在社会服务体系中，政府应该担当宏观管理者的主导角色，制定总体规划和政策，委托民间机构开展服务，并监督实施。基金会可以充当服务中介的角色，成为资源链接者，接受政府委托和社会捐赠，同时也是公众动员者和公益精神传播者。民间机构则承担服务提供者的角色，通过专业化和多元化的服务，为社区民众带来福祉。在此中间，学界、研究界协力发挥政策倡导和专业督导的优势，大家各司其职，协同合作，以使社会走向善治。

中国青基会这两年做了一些尝试，通过“新工场”、“微公益”、“联劝基金”等方式，搭建服务平台，充当社会服务中介、枢纽的角色，链接了几十家草根组织，动员了5万人参与公益服务。而最重要的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社会服务链正在形成。这是慈善组织该做的正确事情，它对激发社会活力，对社会体制改革的价值远非资金可以衡量。 

（本文摘自《慈讯网》 2013年5月31日 作者：顾晓今）